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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滴水之力匯聚成法電工人運動洪流
    發布時間:2021-02-22

      上世紀初,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上海。一時間,英租界、法租界、日租界和公共租界成為上海“市中心”的代名詞。外國資本的注入,帶來的卻是一種“畸形繁榮”:一邊是獲益頗豐的資本家、飛漲的物價,另一邊工人的收入下降,生活情況愈益艱難。其中,受影響最深的行業要數紡織、水電以及公共汽車電車,而由此爆發罷工運動最多的也要數這幾大行業的一線工人。

      作為解放戰爭時期上海戰斗力量最強的一支工人隊伍,法電工人始終奔走在上海工人斗爭的前列。而他們當年的模樣如今正靜靜地被展示在重慶南路275號上海巴士第四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法電六烈士紀念堂內。

      今天,讓我們一起推開歷史的大門,一起回到那個法電工人熱血奔走的年代……

      記者尋訪

      大隱隱于市的紅色紀念堂

      經常開車的朋友一定知道,沿著重慶南路由南向北方向,穿過徐家匯路,駛上高架時右手邊總能看到一幢六層樓高的公交車停車場,那里是上海巴士第四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辦公地。

      沿街的馬路車水馬龍,而公司內一側的小道則出奇得安靜。徑直向里走去,穿過職工食堂和職工休息室,走進裙樓一號樓,一塊紅色的匾額引人注目——“烈士紀念堂”,“這里面紀念的是我們巴士四公司職工的‘魂’!!”巴士四公司工會主席項志良如此介紹道。

      1906年7月,由法國資本家成立的法商電車電燈公司(簡稱“法電”),正式成立,營業辦事處位于呂班路康悌路帶,下設車務部、機務部、電力部、自來水部等部門,原上海法租界集電車、電燈、自來水三位一體的壟斷性市政公司。公司創辦以后,憑借法租界勢力壓迫與統治工人,掠奪財富,一度遭到法電工人的強烈反抗。自上世紀二十年代到解放前夕,前前后后有著百余次的工人運動。

      “當時的工人運動不是我們簡單理解的罷工和暴力反抗,他們有著自己的訴求和方法。”在參觀中,項志良為記者介紹起了其中的一場工人運動斗爭——慢車斗爭。1947年1月初,法電工人照慣例提出增加年獎的要求(相當于增加一個月的工資),資方以剛調整工資為由拒絕了大家的這一要求。但看著外方的工人有這筆年獎,而中方工人卻沒有,大家的心里都憋著一股子氣。于是,大家決定采取一定的行動:以慢車對付資方。1月5日,線路上的駕駛員們積極帶頭開慢車,原本從盧家灣到十六鋪只要開半小時的車程,他們開了足足兩個小時,長長的電車連成一條龍,占據在了馬路的正當中。車子越開越慢,乘客越來越少。就這樣,一周內公司的直接損失達到了兩億元,而南區的公共交通也陷入癱瘓。由于工人人手不夠,而資方又急于恢復經營,被迫答應法電工人們增加年獎的要求,向外方工人待遇看齊。

      事實上,像這樣的斗爭運動還有許多,無論是慢車斗爭、兆豐公園大罷工、“無車頭”斗爭、“九二七”大罷工……每一名法電工人都運用自己的智慧,爭取著勞動平等、人格平等的權益。一邊參觀著紀念堂,一邊聽講解員和項主席介紹著當時法電工人運動的情境,記者的心也跟隨著法電工人的斗爭而幾上幾下,聽聞有工人被抓捕時暗自為他們捏把冷汗,而聽到他們的一個小小斗爭獲得勝利時又不由得為他們感到開心。

      親歷者回憶

      “我在法電這一年”

      由于法電工人的頑強斗爭精神,很快當時公司便成立了黨支部和工會組織。而當時的池欣正是中共法電區委車務部三線黨支部書記。在黃浦區檔案局的幫助下,記者輾轉找到了曾采訪聯系過池欣的征集編研室黃鳳芳老師,并從她處獲得了池欣老人的回憶片段。

      “1946年8月,我進入法電機務部工作,在電車上當售票員。在這里,從工人運動的追隨者成長為中共法電區委的先鋒骨干。1947年10月,我加入中國共產黨,1948年10月撤離上海。”雖然時間不長,但在法電的經歷,對池老而言歷歷在目,終生難忘。

      進入法電機務部工作后,池老常常到工會參加活動。其間,結識了工會監事張浩波(上海解放后曾任共青團市委書記、寶鋼工程指揮部領導等職)。當時,張浩波是法電車務部黨支部書記。張浩波指派熊道弘等2人參加各類活動,提高了對中國革命的認識,思想上有所覺悟,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概念。

      在張浩波、熊道弘等地下黨員的帶領下,池欣積極投入罷工斗爭,革命情緒得到鼓舞。1947年9月27日,著名的“九二七”大罷工爆發,法電地下黨組織聯系兄弟單位相繼罷工,全市交通陷于癱瘓。這次罷工持續了七天,遭到國民黨當局的武力鎮壓,法電很多工友相繼被抓。而他也正是在參加了這次大罷工后不久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

      在法電工作期間,池老主要從四個方面開展工作:一是安排黨刊學習,關注解放戰爭發展進程。通過寫信、寄宣傳品等方式對敵特中囂張者給予警告,動搖者給予規勸,減少敵方的干擾;二是為沒有收入來源、生活窘困的被捕或撤退人員家屬安排家庭手工勞動,給予關心與救濟,有病送醫;三是做好聯系黨員工作,加強和群眾的團結,進一步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,發展新黨員,積蓄戰斗力量;四是組織已經或可能暴露的黨員撤離上海,把他們轉移到蘇北、山東等地開展學習,協助建立上海到蘇北解放區的新交通線等。

      “那時候的法電交通工人實行日工資制,工作一天領一天工資,不工作就沒有工資。上班時間也不統一,脫班就按停工處理。”池欣每天都是在電車上工作八到十個小時后,才能有時間從事黨的工作。前者有工資,后者沒有報酬,還要交黨費,地下黨活動費用也沒地方報銷,更多的是自掏腰包。

      1948年10月,在黨組織安排下,池欣奉命撤離上海,進入華中黨校集中學習。池老和愛人陳惠琴,一個是法電的賣票員,一個是大康紗廠的織布工,同被分在了第16隊,一起接受了系統培訓,隨后共同回到上海,參與了上海解放初期的城市接管,一位成為了上海解放后市委黨校第一批工作人員,一位參與了中紡十二廠(原大康紗廠)的接管工作。

      而令池老沒想到的是,就在他奉命撤離上海的一年后,也就是1949年11月,法商電車電燈公司工會召開代表會議,通過成立建造“烈士紀念堂“籌備委員會和籌備追悼大會的決定,并決定從每人1947年“9·27”大罷工后補發的工資中提取一天的工資作為經費,并于當年的12月竣工,建立了這一烈士紀念堂。

      如今,那些歷史久遠的照片、泛黃的工會會員證、生銹的工具,一幅幅、一件件,擺放在紀念堂中,訴說著革命先輩們當年的故事。

      90后講解員

      內心走入公交工人運動史

      喬文靖是巴士四公司工會干事,同時也是“法電六烈士紀念堂”的兼職講解員。“剛入公司的時候,就聽師傅和我說過這里的故事。”作為一名90后年輕公交人,在此之前,小喬對于公交工人運動史僅從歷史課本、影視資料等載體上了解。進公司之后,通過師傅的言傳身教,她才真正走入這段真正屬于公交工人的運動史。

      在她整理的史料中,她發現上海公交100多年的發展歷史,經歷過三次大的改革,“法電工人運動也是百年進程中最為轟動和持久的。”講解的過程中,她不僅是結合陳列的照片和實物娓娓道來,并對記者所拋出的一些問題,例如:當時工人所處的情況、工會組織如何開展等一一解釋。她說,要想講好法電工人的故事,就要自己做好“課外作業”,做到“問不倒”。“很多次‘補課’的時候,我都在想,法電工人真的是一群很厲害的人,他們每一個人雖然都是平平無奇的公交職工,但當他們匯聚在一起,便能成為一股撬動資方,推動上海工人運動進程的洪流。”

      自紀念堂成立后,巴士四公司黨委將此作為黨性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場所。2019年起,喬文靖為集團公司、四公司職工以及打浦橋街道、黨建聯建單位等職工、青少年講解了無數次的有關法電工人運動的事跡。在她記憶中,每年的清明節,巴士四公司都會舉行紀念活動,給英烈敬獻花圈,緬懷英烈事跡,“印象比較深刻的是,一些學生來到這里參觀時,也會立刻噤口,靜靜地學習著先輩的斗爭故事。雖然他們就像當時我的一樣,有可能還不懂什么是工人運動,什么是法電精神。但我希望,就像我師父傳承給我一樣,通過我的講解,他們也能夠逐漸認識法電工人,了解這段不被常人所知的革命故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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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法電六烈士代表周國強、徐阿梅

      周國強,1909年8月29日出生江蘇省高郵縣,是法電工人運動的杰出領導人。1924年夏,他來上海謀生,做過運煤船上的小工和麻袋棧學徒。1926年進法電當售票員,當時正值大革命時期,上海工人先后三次革命武裝起義,他都積極參加,特別在第三次起義中他被選為糾察隊員。1930年6月18日周國強根據黨的指示,及時發動車務部工人配合徐阿梅領導的57天大罷工,使罷工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,被工友們推選為工會理事。

      徐阿梅,1906年11月16日出生于盧家灣一個農民家庭,是法電早期的工人領袖。13歲到江南造船所當學徒,1923年進法電機務部當鉗工,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,上海工人接連舉行三次起義,徐阿梅都勇敢參加,尤其是第三次起義中。在攻打南市警察署、淞滬警察廳和高昌廟兵工廠制造局駐罩的戰斗中表現出色,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,他1928年5月擔任法電黨支部書記,1930年6月.他成功地領導了法電著名的“五十七天半”的大罷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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