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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這里,第一次喊出“勞工解放”的心聲
    發布時間:2021-04-20

      許多人都知道,虹口區東余杭路800號——澄衷高級中學舊址,曾走出一批又一批在中國近現代極富影響力的人物:蔡元培、豐子愷在這里任過教;竺可楨、胡適在這里讀過書……然而,大家也許并不知曉,已走過兩個甲子崢嶸歲月的澄衷中學,當年還有過無數個激動人心的場面。這其中,不得不提的便是1920年5月1日,在澄衷中學澄廳內舉行的中國首次紀念“五一”勞動節集會。這場集會,不僅“大咖云集”,陳獨秀、施存統、陳望道等紛紛參與其中,更重要的是,在這場集會上,中國工人階級終于喊出了“勞工解放”的心聲!

      百年時光彈指間,澄衷中學一代代的師生仍為自己校園里發生過的那一幕感到自豪。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之際,近日,記者來到位于廣粵路328號過渡校的澄衷高級中學,通過教職員工及學者的講述,共同追憶中國工運史上不能被忘卻的一天,一起回顧這片紅色熱土的前世今生。

      培育進步思潮的熱土

      談及當時為何會選擇澄衷中學舉行中國首次紀念“五一”勞動節集會,曾參與編寫《誠樸是尚——從澄衷蒙學堂到上海市澄衷高級中學》一書的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葉舟教授坦言,澄衷中學辦學理念,對進步思想的普及、傳承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“澄衷中學在中國教育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和意義。”葉教授說。19世紀末前后,上海有不少學校設立,彼時一般分為兩類,一類由傳教士或外國僑民開辦;一類則由中國人自己所辦,澄衷蒙學堂正是由商人葉澄衷出資于1900年籌辦的。因為是華商自辦,迅速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,劉樹屏、蔡元培、白作霖等名人更是首先參與到辦學之中。“正是因為他們,才使得澄衷中學立身非凡起來。”葉教授表示。

      而在學制設置、課程內容、教材編寫等多方面,澄衷中學亦有諸多創新建樹,葉教授邊向記者展示珍貴照片邊說:“為了體現辦學特色,澄衷也編寫了自己的教材,這就不得不提被胡適、茅盾、竺可楨等人認為是啟蒙讀物的《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》。”該書通俗易懂,圖文并茂,以全新的方式幫助學生識字,同時還充分吸收近代科技成果,普及科學知識,也讓澄衷成為了許多人接納新知與西學啟蒙的起點。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胡適,盡管他在澄衷學堂讀書只有一年半的時間,但在這里,他接觸到了不少風行當時的思想書籍,包括對他影響很大的梁啟超的《新民說》與《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》。“由此可見,澄衷可以說是社會轉型時期上海新式學堂的典范,對新型知識分子、新式學生的培養成績斐然。”葉教授說:“正是由于澄衷這樣的教學理念,也使得在這里讀書的學生,接受到了更多自由民權文化的思想宣傳。”權威意識的動搖,對崛起的新式學生更快接受其后辛亥革命思潮,迅速地向革命隊伍傾斜靠攏,也是極具價值意義的。

      澄衷中學的發展與近代中國動蕩的政局和困苦的歷史緊密相連,在歷史的洪流中,澄衷中學和澄衷學子亦無法“獨善其身”、置身事外。葉教授說:“也許1920年5月1日,選擇在澄衷中學舉行第一次紀念“五一”勞動節集會,正是看中這一片培養進步思潮的熱土。”

      喚起中國工人的覺悟

      1920年初,陳獨秀帶著“南陳北李相約建黨”之“約”從北京返回上海。經歷過北京五四學生運動,陳獨秀發現:“僅有學界運動,其力實嫌薄弱,此至足太息者也”。“六三大罷工”讓他看到了上海工人階級的巨大力量。因此,陳獨秀一到上海便投身到工人運動中,推進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。在題為《勞動者底覺悟》的演講時他更提出:“我以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”,“盼望做工的人,快快覺悟”,“勞動者的覺悟,計分二步:第一步覺悟是要求待遇改良,第二步覺悟是要求管理權。”

      4月18日,在陳獨秀等推動下,上海中華工業協會、中華工會總會、電器工界聯合會、中華全國工界協進會、中華工界志成會、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、藥業友誼聯合會的代表舉行了聯席會議,籌備首次紀念“五一”國際勞動節。為了組織好這次紀念活動,會前進行了長時間的準備,設立了專門的機構,陳獨秀被推舉為籌備紀念大會顧問,并在籌備會上演講了勞工問題。根據陳獨秀等的建議,集會名稱為“世界勞動紀念大會”。會議決定,在5月1日,除了電燈、電車、自來水、電話、電報等公共事業,各業均須休息一日,并“通電全國”。29日,上海上述七個工界團體發表了《工界宣言》申明:“我們上海工人今年舉行破天荒的五一運動,因為五月一日,是世界各國工人得著八點鐘工制幸福的日子。我們紀念它的意思,第一是感謝各國工人的努力;第二是喚起中國工人的覺悟。”

      集會地點曾數次更改

      這樣的紀念活動,自然讓當時的北洋政府無比恐慌,他們隨即密令上海軍閥當局“嚴為禁止”,嚴禁工人群眾開展此項活動。

      然而,5月1日清晨,面對強占原南市區方斜路、大吉路處的上海公共體育場的荷槍實彈的軍警,工人群眾依舊不顧禁令,從四面八方趕來,至下午一時,已聚集5000多人。但上海公共體育場被封鎖,紀念活動屢遭阻撓,大會無奈數次更改會場,最終移到了老靶子路(今武進路)的一片空地。下午三時,大會正式開始,在場數百人熱情高漲,揮舞紅旗,高聲歌唱;一輛小推車被用作講臺,工人代表李恒林及學生和商界代表依次發表演講。會上提出了“八小時工作制”、“各工業組織純潔之工會”等要求,并通過了《答俄國勞農政府的通告》,對蘇俄政府關于建立中蘇友好關系的宣言表示了熱烈的歡迎。大會最后在“勞動神圣萬歲”的口號聲中落下帷幕。

      會后還發表了抗議軍警壓迫的《上海工會宣言》,譴責反動當局勾結洋人破壞這次集會的暴行。

      盡管陳獨秀沒能親臨老靶子路現場,但在5月1日這天,陳獨秀仍然與施存統(勞動部原副部長)、陳望道一起參加了在澄衷中學舉行的慶祝大會。據之后施存統1956年12月發表的《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》一文中提到,上海參加“五一”紀念活動的有五百人左右,多數是工人,也有學生和教員。“可惜的是,由于當時是秘密集會,在澄衷中學澄廳內的活動內容,已經不可考了。”葉教授不無遺憾地說。

      上海工人群眾有組織地隆重舉行“世界勞動紀念大會”,成為一個頗具特別意義的開端。葉教授說:“上海虹口、楊浦一帶工廠林立,是上海產業工人工作生活的集聚地之一。澄衷中學地處虹口,往來方便、位置獨特,加之具有一定知名度,人員頻繁出入,信息靈通,經常會舉辦演說會,這些原因,想必也是陳獨秀選擇澄衷中學進行不對外紀念活動的原因之一。”葉教授告訴記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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